年终刚过，又是花红时节，华尔街再次以天价年终奖领跑全球。

据媒体报道，华尔街的年终奖金数额将达到239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今年的人均奖金将达到137580美元，较2005年增长15%，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今年获得包括股票和期权奖励在内的年终奖金数额5340万美元，刷新今年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刚创下的 4000万美元的年终奖金纪录。

华尔街一向出得起价格，不吝对带来生意的员工给予重奖，这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做派，也是华尔街能吸引到无数才俊的原因。但是，在如果忽略业务质量，一味追求业务数量到甚至不惜牺牲客户利益，那么往往得不偿失，走向失控。薪酬与业务紧密挂钩的结果往往是所有人都乐于策划牛市，发行证券，因为这最能带来利润，甚至本应该保持独立的研究员也帮忙忽悠投资者，比如投行在新经济泡沫中典型夸张的表演就是一例。在大众对华尔街的花红津津乐道之时，曾经效力华尔街多年的埃里克•班克斯却抱以忧思。他认为是平衡顾客，投资者，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雇员的利益的方式有二：协调一致以及保持理性，极端的薪酬往往扭曲人的取向，导致不正当行为，所以应该让天价薪酬回归现实。

利字当头，无数英雄竟折腰。同样是华尔街人士的风险投资家安迪•凯斯勒总结了为何华尔街丑闻频繁背后的动因：利益太大。每日面对动辄以千万为单位的机会，对比被发现的小概率与低成本，所有人都能坐怀不乱？尽管华尔街公允地处理了大部分业务，但是往往还是每一次过失丑闻的发生，都不同层度损害了华尔街的机制以及声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形象讲到利润的诱惑作用：“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其实，美国顶级高管们的人均年收入早超过1000万美元，他们的收入不少是由自己公司的股票和股票期权构成。所以上市公司高管如果通过非法手段装点公司业绩，既可以获得奖金，又可以让公司股价上扬，使得自己可以借机出让手中股票。

华尔街业务广泛，但最基本业务主要可以归纳为募集资本、为企业提供咨询，为个人提供理财顾问、履行信托责任，以及管理风险。或许因为纽约的先驱开拓者是荷兰人，商业与冒险家气质始终是华尔街的精神内涵之一。华尔街保持核心业务的优势很多年——它很多地方没可替代，他们几乎主导了全球14亿资本市场。如果一切运作完美，那么客户，银行，股东，监管部门都是赢家。但事与愿违，往往由于意外失足以及明知故犯，华尔街星光熠熠背后也是黑幕汹涌。由于无效的公司治理，管理失误，内控失效，以及外在监管审计的缺失，华尔街在过去，甚至现在，在募集资本，咨询建议和管理风险都方面都存在风险过失。

01年，《财富》５００强排名第七的蓝筹股公司安然倒闭，震惊全球，当时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首的安达信因此消失，五大变成了现在的四大。甚至有经济学家评价，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没有该有改变世界，安然之死却改变了世界。06年，安然事件的主角们都又回到公众视野，前首席财务官被判处6年监禁，前首席执行官10月被判处24年又4个月徒刑，前首席会计师被判入狱5年零6个月。至此，安然事件告一段落，但是安然绝对不是华尔街的例外，02年紧接着安然申请破产的世界通信公司与最近戴尔公司会计丑闻又一次证实这点。

乱市用重典，安然事件之后，美国监管机构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旨在加强风险控制，提高企业财务透明，加大违规行为惩罚力度，尤其规定设立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对有上市公司审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注册管理。但是这无疑加重了管理成本，据统计，上市公司要多支出300多亿美元。对比以伦敦为代表的欧洲资本市场以及亚洲等新兴市场的竞争，加上美元走低带来的美元资产收益率降低，由于担心美国的严厉监管将导致华尔街丧失竞争力，无奈之下，美国只好对《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做出修正。

华尔街如此重要，但是它并不完美。华尔街一向丑闻不断，金融巨鳄索罗斯认为美国金钱至上文化，要改革就要首先改变美国人的唯利是图。不幸的是，亚当斯密几百年前宣告经济人因为理性，天生逐利这个观念在今天仍然适用，社会改良家指望华尔街人士成为道德君子建议只能是空想。曾经作为资深金融分析师埃里克•班克斯，探究了失控背后的制度因素，他认为如加深内外整顿和防御，华尔街本应做得更好。

自由市场机制下的金融市场，天生就有强烈投机倾向，每一项金融创新大都与逃避监管有关。没有华尔街的创新，金融必然将停滞不前，经济增长也会放缓。利益驱动下的资本流动，财富转移既为经济带来强大引擎，也无形中导致了一些扭曲的市场行为。如果华尔街的利益相关方多次受损，透支了投资者的信任，那么华尔街体系最终将走向崩溃。华尔街的规律在于，在很多次丑闻之后都能自我收敛，然后随着资金充裕，又故态重萌，但是始终表现了良好的适应能力。因而，重塑之路，除了在于加强内部控制在外，外在整个监管和法律体系的调整也再所难免，转型期的中国资本市场更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