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看香港的爱与怕 
 
作者：三文 2008-10-6 19:53:29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当张爱玲如是密密低语，香港和上海百年凝视，不经意间，由一个低首的姿态就隐秘达成。
　　上海与香港都是华洋杂陈的世界，但在李欧梵所谓他者与自身彼此观望背后，香港与上海暗地里又如此异质：上海暗示中国西化最前端，香港隐喻西方东进的桥头堡，两个城市的链接随着大时代的变化不断嬗变。前五十年，基本在上海俯瞰香港，以张爱玲的文本为代表，她曾言“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 ；后五十年，则以香港映射上海，尤其以王安忆、黄碧云等文本为主，在“香港是什么的”经典定义下，在情与爱晕染下，香港已经变为一种对上海镜像再诠释。
　　卡尔维诺断言城市犹如梦境，凡可以想象的东西都可以梦见，但是即使最离奇的梦境也是一幅谜画，其中隐藏着欲望，或者隐藏着反面的恐惧，像梦一样。当城市沦为观念与想象的产物之时，书写者的视角往往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城市文本的最终归途，城市自身的记忆反倒列举末位。我们不仅疑惑，当摒弃所有外来镜像之后，香港还能是什么？
　　去年香港回归十年，随着天星码头等事件，香港的集体记忆成为港人的热门话题，关于香港的书籍也随之大热。但这类书籍的视角往往比较类型化，或多或少让人有缺失之感，外来者如《香港史》之类则更多带有俯瞰视野，隔了一层；香港本土人如陈冠中《我们这代香港人》审视则又显得过于自我，离得太近，天津作家冯骥才给出了自己的平衡，“评说一个地方，虽然可以采用很多种方法，但是最好的位置是站在门槛上，一只脚踏在里边，一只脚踏在外边。倘若两只脚都在外边，隔着墙说三道四，难免信口胡说；倘若两只脚都在里边，往往身陷其中，既不能看到全貌，也不能道出个中的要害。”
　　此言甚得旅港学人严飞之心，他求学上海，其后辗转伦敦，然后来到香港，在多种文化价值观冲击下反而力求观点更为平实，在他今年关于香港的新著《还君明珠》中，他自况努力以“槛中人”的姿态来审视香港。在网刊《读品》在上海季风书店的“今天我们读书”沙龙中，严飞做了一席关于香港的演讲，延续在上海“看”香港的百年传统。他把香港的社会复杂性总结为“四爱三怕”：爱本土文化；爱集体记忆；爱同舟共济的精神；爱逆境坚韧的意志、怕变化太快、怕被边缘化、怕社会下流化趋势。这里的“爱”与“怕”更多表示精神状态，源于一种在本土化与边缘化夹击之下的矛盾与迷失，表现为对身份认同的集体焦虑。严飞认为可以在两个方向弥补：首先通过把殖民时期残缺不全的本土历史进行整体重述来修补历史；其次则是通过对殖民地史化去糟取精修补文化。
　　过去有人说香港是粉末城市，一切好的东西最终都会远走高飞，但当一个城市拥有集体的“爱”与“怕”，它也同时承载了于历史的记忆与情感，城市因此获得另外一种生命质感。在《读品》沙龙讨论中，香港大陆化与大陆香港化两种泾渭分明趋势最为激烈，这也许还是西化/中化讨论的另一种翻版，有限的对照只能看见自身的预设。正如前段时间高调来沪的词人周耀辉所言：“我们喜欢怀旧，过去的，回想起来，总是比较美好。我知道这种想法相当愚笨，却也聪明，反正就是自保的方法，说服自己日子没有白过。”如果我们要记忆香港，不妨暂时忘却上海，上海与香港，在这个世纪将是另一段城市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