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归来 

历史总敲两次门，一次是喜剧，一次是悲剧。 

1792年，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果断购买了几十万美元的联邦证券拯救因投机客杜尔而濒临崩溃的股市，使得经济免于负面影响；如今，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仍旧决定援救陷入崩溃的金融机构，代价是七千亿美元，与汉密尔顿渊源颇深的纽约银行梅隆公司则中标该不良资产清理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我们都是历史的学生，这是历史轮回。” 纽约银行梅隆公司亚太区主席Chris Sturdy谈起汉密尔顿一手创立纽约银行往事，兴致颇高。在他看来，今日纽约银行梅隆公司效力救市与当年的汉密尔顿拯救美国经济系统存在传承关系，而影响Chris Sturdy最大的一本书就是著名传记作家Ron Chernow所著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正是在这位Ron Chernow看来，汉密尔顿——这位49岁就丧生决斗而又一生失意白宫的男子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虽然从未成为总统,却可能比那些成为了总统的人奠定下更为深远,更为持久的影响。”如果说华盛顿是政治意义上的永恒国父，汉密尔顿则堪称首位金融国父。当时，刚刚从英国脱离殖民地身份的美利坚合众国草创，万事犹如白纸，正是汉密尔顿推动统一美国经济金融体系，从国债到商业银行，从行使央行权力的第一合众国银行到联邦税收体系，莫不是在他力排众议下萌动兴旺。他死后，也选择葬在华尔街的三一教堂旁，据说与纽约银行刚好隔街相望。 

救市，还是不救，这是个问题。救市一石激起千层浪，滔天争议背后仍旧是一个古老的美国问题：放任自流还是积极干预？或者，是否需要强势政府干预市场？这个问题很大程度源自汉密尔顿及其终身政敌托马斯.杰斐逊。美国作家和经济历史学家约翰·斯蒂尔·戈登曾经感叹，在绵延数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每一个重大事件中都可以依稀看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追随者们各自捍卫着自身的理念。在美国资本市场历史上，除了1792年到1987年一百多年时间内，杰斐逊主义的放任自流一直占据上风，如今汉密尔顿归来。 

33岁就写下“人生而平等”的杰斐逊与汉密尔顿政治理念可谓针尖对麦芒，据说两位开国元勋在议会争论，犹如斗鸡。汉密尔顿强调工商立国，而杰斐逊则笃信农业为本；汉密尔顿偏好强势政府，而杰斐逊则认可地方自治；汉密尔顿亲手缔造了华尔街，而杰斐逊则斥之为 “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最终，汉密尔顿领衔的联邦党与杰斐逊创立的民主共和党的政治遗产催生了今天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两人的党争也最终奠定了美国精神的方方面面，正如历史学家克劳德·鲍尔斯所言“这两个伟人之争的重要性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人之争，因为它关系着美国的过去与未来。”  

有趣的是，Chris Sturdy表示目前正在阅读的书是《托马斯.杰斐逊》，值此非常时刻，恐非偶然之举。今天，当美国政府选择以政府介入的形式拯救资本市场危机，汉密尔顿主义再度复兴，而杰斐逊主义的幽灵也从未远离，金融业的烈火烹油与高管天价薪酬恐怕将成往事。这看似南辕北辙的不同理念，通过不断妥协从而推动历史曲折前行，这也许才是Chris Sturdy在访谈中不断重复、推崇备至的“平衡”的真实意义。谁能洞悉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分野与相似，谁就掌握华尔街与白宫的互动逻辑，乃至美国社会的全部秘密。